侯俊杰  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发掘现场 侯俊杰 供图 仰韶村遗址自1921年被发现以来，共进行过4次发掘，时间分别为1921年、1951年、1980—1981年和2020年。这4次发掘除了后两次资料记录比较详细外，前两次由于时间久远，有关资料记载或缺失、或不详。其中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记录的有关资料中，对发掘开始的时间、发掘实施的时长以及发掘内容的具体报告也不一致。最近，笔者读了2020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安志敏日记》，该书对这次发掘记录得比较详细，特加以整理，希望对以往的有关记载有所参正。 一、安志敏先生 安志敏(1924—2005年)是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参加者之一。他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副所长、第一研究室主任，《考古》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务委员兼考古系主任等职,并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等，1985年被授予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安志敏不仅在1951年参加了仰韶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1956年，他担任黄河水库考古队副队长期间，曾经参加和指导了三门峡地区的庙底沟遗址、李家窑遗址、后川墓地、上村岭虢国墓地等文物遗迹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其间，他主持了对庙底沟遗址的发现、调查、发掘、材料整理和《庙底沟与三里桥》考古报告的编撰，对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确立和命名都有开创之功。特别是他确立命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揭示了仰韶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和价值。 二、来到仰韶村 仰韶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考古队实施的，由4人组成：夏鼐(时任该所所长，是这次发掘的主持者。笔者注)、安志敏、王仲殊、马德志，他们是1951年6月28日下午3时从洛阳坐火车来到渑池县的。安志敏在日记中写道： “6月28日，7时20分抵渑池车站，立即去县政府教育科联络，下榻于县政府司法科室内。” “6月29日，因天气过于炎热，有加紧开始工作之必要，且寄宿县政府内，终感不方便，乃决定于今日去仰韶村，然后展开调查及发掘工作。于午后2时雇铁轮马车二辆，仰韶村虽距县城不远，但为缓急之上坡，故车行颇缓，尤以下上仰韶东之深沟尤为险阻，交通可谓不便之至矣。由沟中上黄土台地，即见路两侧有灰土坑露出，满填灰土，痕迹极为清楚，亦有所填非灰土者，但与第三纪红土相隔清楚，故安特生之易于发掘此遗址也。途中拾得彩陶片及打击石器数块。抵仰韶村后，即下榻于小学之东课室内。自安特生发掘仰韶迄今已三十一年矣，村人犹能称道其事者，以黄土地带之照片出示，彼等尚能认识图中人物……” “6月30日，朝饭后，环绕遗址视察，安特生所绘地形图与实际相符。唯灰土之大小不等，有甚浅者，亦有深至三米余者。填土之颜色亦各不相同。有系灰土，亦有不规则者。露出白灰面者仅有二处，断面仅一米余，可能与青台(1922年发现的于郑州的一处仰韶文化遗址。笔者注)白灰面相同……由儿童赠予石斧二三个，骨器一个，途中拾得打制石器及未完成品甚多，盖普通人皆不知以此为重也。由小学教员李先生发动同学，午间收得同学所送来残石斧二个，并由一老农送来完整石锛一个……”这一天安志敏等又收到了仰韶村不少村民捐赠给考古队的很多石器和陶器。下午，他们又到仰韶村附近调查了不召寨、下城头、冯异城等遗址。“返抵工作站时已9时余。” 7月1日，考古队又到遗址上进行了调查，并确定了发掘地点。安志敏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环绕遗址，选择发掘地点，见多处有白灰面露出，惜多残破或过深，不便发掘……最后顾及发掘之早日结束，乃决定于遗址北端，路西(此处可能有误，应该是路东。笔者注)侧开一探沟，长二十米、宽二米，每段由二人主持，以便仔细进行与早日结束。” 三、发掘开始 7月2日，发掘开始。安志敏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正式在仰韶村发掘，地点在安特生所之第(原文此处是空格。笔者注)地点附近，开宽二米、长二十米之南北探沟两段，余与马君(即马德志。笔者注)作A段，夏先生(即夏鼐。笔者注)与王君(即王仲殊。笔者注)作B段……” 发掘自7月2日开始后，安志敏记录了每天的天气、工作、发掘遗迹和出土文物的情况。7月5日和6日，因降雨未能进行。他在7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的天气是“今日降雨整日，地面泥泞异常，即赴厕所亦相当困难，实苦不堪言也”;7月6日，“夜中降雨甚急，迄晨10时左右始渐告停，地面泥泞异常，不能继续工作。雨虽停止，空中仍遍布浓云，但望明日能完全放晴，以便早日结束工作”。 “7月7日，今日仍未放晴，为加紧工作，遂冒泥泞加工。今日清出四墓，M6～M9，除M9之儿童之头部压在B段隔梁中，余者均在A段，而各墓均无随葬品……至收工时，A段全部到底，浅者半米余，全部到达第三纪红土层。刨面图俱已绘竣。” “7月8日，探沟今日开始填坑，因探沟获遗物不多，且现象不甚清楚，夏先生决定另开一已经露出之袋形坑，地点在探沟之南，路西侧悬崖上，底宽二米六，高可二米，口小底大……坑内填土无层次可分，皆为较硬之灰土，内中杂有植物腐朽痕迹，即所谓草拌土，坑内陶片亦不多，且皆为极碎之小块，有彩陶及陶环五六块，红陶亦有少量。石器不多且不佳，有二三打制石片，后得一似刀类物，无孔亦非佳品。今日掘竣大半，明日可全部竣事。” “7月9日，夜间降雨，迄晨犹未停，朝饭后冒雨赴工地，继续发掘H2，微雨旋即停止，迄午后完全放晴。午后6时始将H2完全发掘完竣……” “7月10日，今日天气放晴，仍冒泥泞离仰韶。雇佣牛车四辆，其中三辆为单辕双牛车，可谓较原始之交通工具。虽车载甚轻，上沟仍感费力。途中至关庄发现西崖一头灰层深厚，夏先生下沟勘察，仅得二三灰色绳纹陶片及一打制石器。中午抵车站，将标本及发掘工具发出，又将行李暂寄存于县政府。下午2时赴洋(应为杨。笔者注)河考察，洋(应为杨。笔者注)河之水为经不召寨所流下，崖头灰坑数目不多，未见彩陶，绳纹灰陶与不召寨可能为同一系统。由农人赠以石器数个，其中有一半月形单孔石刀，洵珍品，于石刀演化上又增一有力之证明。夏先生决定赴巩县考察石窟寺，乃乘午后列车出发，抵巩县已10时余。” 四、收获 从《安志敏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这次发掘的参加人员、来往行程、起止时间、天气和调查及发掘情况都记得很详细，特别是有关遗址出土器物几乎都一一列出，这里不再详细摘录。但从日记中对仰韶村遗址这次发掘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以下情况。 1.从1951年7月2日发掘开始至9日结束，考古队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时间为8天，期间因两天下雨没有发掘，实际发掘时间只有6天。尽管时间很短，但是这次共发掘了探沟一条、灰坑一个，发现了9座墓葬。出土的器物有红底黑彩、深红彩的罐和碗，小口尖底的红陶瓶，灰褐夹砂的陶鼎等仰韶文化陶片;有器壁较薄的磨光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压印篮纹灰陶、残豆柄、内褐外黑的陶片、绳纹鬲、带流灰陶杯等龙山文化陶片。此外，还有磨光石锛、带孔石刀、打制石器、泥制弹丸、残陶环和猪骨等。这次发掘，证明了仰韶村遗址是一处包含着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的遗址，纠正了1921年第一次发掘时安特生把仰韶村遗址都归为仰韶一种文化的错误结论。 2.考古队在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同时，还调查了当年安特生调查过的下城头、洋河、不召寨等遗址，并确定不召寨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下城头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杨河村与不召寨遗址一样，也属于龙山文化遗址。纠正了当年安特生把这三处遗址都定为仰韶文化遗址的错误。 3.这次发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中国考古专家组织并进行的考古发掘，不仅得到了渑池县政府的支持，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仰韶村从老人到儿童都自发地为考古队捐赠文物，就是很好的证明。 4.考古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考古发掘任务，他们不顾酷暑炎热和雨天泥泞，一边发掘，一边调查，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值得称赞和学习;他们对渑池县几处新石器遗址的文化性质进行了再次调查和确认，纠正了安特生当年的错误，也为此后的发掘和�；さ於嘶�。 5.日记中记录的在关庄村西崖发现的遗迹，即今仰韶村遗址沟南部断崖上发现的几个灰坑，与仰韶村属于同一个遗址。另据夏鼐先生回忆的有关资料，他们在仰韶村的这次发掘之所以时间短，且急于结束，是因为这次发掘刚开始不久，就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因事来电催他们尽快返回。 ( 编辑：wlh ) |
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补遗
来源： 发布日期：2022-05-31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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