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兑碗面

　　最近，《三门峡日报》发表了王培华的《仰韶兑碗面》，多家媒体也热传李爱民的《酸汤兑碗面》。他们的“兑碗面”都是升级版的“高配”版，是城里人、有钱人的兑碗面。在我心灵的深处，还藏着一碗农村人最原始的兑碗面。

　　我的那碗兑碗面，既没有培华的制作程序规范，也没有爱民的佐料诱人，只有面条、水和食盐，而这三大件就成功地组成了那个时代的人间美食。

　　在儿时的记忆中，我家根本就没有做过一顿纯面条饭。在农村，质量最高的饭是中午饭。四五口人的家庭，稀拉拉下一把面条，切一堆红薯叶、萝卜缨或其他野菜来填充。为了增加黏稠度，解决上清下淀的问题，再搅一大碗玉米面糊糊，撒一把盐末，一大锅糊糊涂涂，半淡不咸的午饭就做成了。这样的“兑碗面”，从严格意义上说，叫糊涂面更确切一些。

　　盐也是必须省着吃的。我曾多次奉母亲之命，拿着一个“碗底锅锅”(碗下托，手抓的圆底部分)去邻家借盐。农村的饭根本没有什么葱姜蒜、辣椒花椒等调料。除了盐，最常见的就是用柿子做成的醋。因为没有保鲜技术和盛放的器皿，柿子醋很容易“白化”：液面上形成一层白色膜酺，还有很多“醋姑姑”(果蝇一类的小飞虫)飞来飞去。不能长期存放的醋，对于农村人来说，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酱油这个词，很多农村人就没有听过，更不用说见过吃过了。至于其他蔬菜就是奢侈品。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除了公社批准的“蔬菜队”以外，其他多数大队、小队是不准种植蔬菜的。在我的记忆中，红薯是主食，菜类只有红白萝卜、倭瓜、豆角几样，没有听说哪里种过葱蒜、芫荽一类蔬菜。

　　在我家，这碗“减配”的兑碗面，也只有来客时，客人和陪客的父亲能吃上。并且我相信，客人和父亲都没有吃饱过。实际上，他们都能吃两碗甚至更多一点。但是，客人在吃完第一碗后，就说吃得很饱了。父亲强着给客人再来一碗，客人在客客气气“勉勉强强”的气氛中吃了第二碗。父亲那一碗吃得很慢，速度把握得也很好，与客人的第二碗同时吃完。

　　在这种场合，我是负责端面的，在控制食欲的痛苦中，可以享受那股飘逸在空气中的面条清香味。农村的孩子很“懂事”，不会向大人要面吃;我更“懂事”，只是把吃面的冲动牢牢藏在心底。

　　“兑碗面”在我的心目中，是只有做客时才能吃的美食;“兑碗面”+“荷包蛋”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只有富豪们才能享受的顶级美食。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顶级美食才慢慢进入寻常百姓家。出于对这种顶级享受的“报复性热爱”，我对“兑碗面”“荷包蛋”一直“热恋”着。

　　1984年，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经常跟着县委书记吴鸿凯下乡。我发现吴书记也很喜欢“兑碗面”“荷包蛋”，每到一处，我就如此安排。有一次，我们下乡到陈村，乡党委书记是李世民，与大唐皇帝重名重姓，已经快五十岁的老同志。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析综，在听取渑池县委工作汇报时，针对李世民的情况，曾经这样评价说：“基层干部年龄大点也不要紧，只要能干，有创新精神就行。”

　　李世民给我们安排的是升级版2.0的兑碗面：一个碗里四个荷包蛋。吴书记吃不了，直接给我挑了两个，李书记也试着让我再替他吃两个。

　　那时候我年轻，一是饭量大，二是老实，就如实回答：“碗太满了，吃吃看。”一会儿，李书记又给我拨了一个。那一顿，我吃了七个荷包蛋。满满地过了一次“鸡蛋瘾”。

　　那一次极限挑战，证明我的消化系统很强大，身体也是棒棒的。在县委办、政府办这个经常加班加点、通宵熬眼的地方，一干就是十五年，从来没有歇过节假日，也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请过一晌假。

　　渑池人都喜欢这个美食，都成咱的“县食”了。

　　1985年11月，渑池县举办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参会的书画家李丁陇先生身体不适，不想吃东西，招待所师傅给他做了一碗兑碗面，老先生食用后大加赞赏：渑池师傅真行，只用一根葱，就能把面条做得这么好吃。

　　1990年，坡头乡乡长姚光保告诉我：他一次能吃三碗兑碗面，并且是满满的三碗。有一次在老百姓家吃饭，第一碗吃完后，人家问：“再来一碗吧?”我肯定欣然接受;第二碗时，我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想吃。为了避免尴尬，我总是幽默一下：“你猜猜我还吃不吃了?”他如果说：“还吃哩。”我就说：“恭喜你猜对了。”如果他说：“你不吃了。”我就说：“你猜错了，要是还有，我还能再来一碗。”就这样，我一连吃三碗兑碗面，就是第三碗没有鸡蛋了。不是老百姓不舍得，可能原来就没有想到我能吃三碗。后来，坡头群众都知道我饭量大，爱吃兑碗面，一下乡吃饭，兑碗面加荷包蛋就为我准备上了，一次三大碗。

　　“兑碗面”+“荷包蛋”养胃强身，并且成本低廉，制作简单，营养可口，是渑池的知识产权，应该申报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如果真是申报，也应该是王培华、李爱民版的兑碗面，而不是我家的“减配版”。